８０多年前，四路紅軍相繼撤離苦心創建經營的蘇區，跨越萬水千山，歷盡千辛萬苦，勝利完成了這次決定中國命運的革命力量的戰略大轉移，創造了人間奇跡。

偉大的創舉必然順應時代的需求。那么，紅軍長征是在什么樣的時代背景下發生的？

紅軍長征是在中國面臨民族危亡的危機、抗日救亡成為全民族最緊迫的任務情況下發生的。

“九一八”事變是日本企圖滅亡中國的開始。１９３２年，日軍向上海發動進攻，制造了“一二八”事變，進一步加快侵華步伐。１９３３年春，日軍相繼攻占山海關、熱河，并侵占長城以北沿線部分地區，鋒芒直指平津。日軍加緊侵華，中華民族的危機日益嚴重。團結御侮、抗日救亡逐漸成為中國社會的政治主題和全國人民的共同要求。

但蔣介石卻逆歷史潮流而動，頑固以“攘外必先安內”作為處理內外關系的基本國策，一再對日妥協，不斷調集重兵“圍剿”蘇區和紅軍。１９３３年４月６日，蔣介石在《告各將領先清內匪再言抗日電》中宣稱：“剿共”前線的將領“若復以北上抗日請命，而無意剿匪者”，“決不稍加姑息”；“侈言抗日”，“立斬無赦”。在蔣介石集團的不抵抗政策下，“一二八”抗戰、長城抗戰相繼以失敗告終。

在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的形勢下，蔣介石集團“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遭到國人不滿和輿論譴責，甚至遭到了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一部分人和地方實力派的反對。發表于《獨立評論》上的一篇題為《假如我是蔣介石》的文章，批評不抵抗政策是“最下流的自殺政策”，它使中國變成“一大塊肥肉”，然后日本“一刀一刀的割去”。

在廣東的國民黨中央委員致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認為“今日事勢，舍抵抗而外，實無其他救亡之道”，要求國民政府切實進行抗戰。

１９３３年５月，馮玉祥在張家口成立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隨后收復了察哈爾省全部失地。

正當中央蘇區紅軍第五次反“圍剿”作戰陷入被動之時，駐福建的國民黨第１９路軍將領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聯合國民黨內李濟深等反蔣勢力，于１９３３年１１月２０日發動“福建事變”，公開宣布反蔣抗日。

面對日益嚴重的民族危機，中國共產黨始終高舉抗日大旗，不斷發表宣言，強烈譴責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表示對日宣戰，號召全國人民團結抗日；提出在立即停止進攻蘇區、保證民眾的民主權利和武裝民眾等三項條件下，紅軍準備與任何部隊簽訂停戰協定，共同抗日；幫助和加強察哈爾抗日同盟軍。１９３４年７月，中國工農紅軍第７軍團組成“北上抗日先遣隊”，北上閩浙贛皖邊地區，其中一項任務就是“最高度的開展福建浙江的反日運動”。盡管有各方力量的不懈努力，長征前的中國，民族危機依然日益嚴重，合作抗日似乎遙不可及。

在日本加緊侵華，全國抗日救亡運動興起的時候，高舉著抗日旗幟的中國共產黨，本應根據國內階級關系劇烈變動的新情況，進一步制定出正確的戰略策略，以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推動以抗日戰爭為中心的中國革命事業的發展。然而，在黨內取得統治地位的以王明為代表的教條主義者，卻在革命的生死關頭犯了嚴重的“左”傾錯誤，使黨和紅軍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機之中。

他們雖然主張抗日，但忽視了“九一八”事變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所引起的國內階級關系的新變化，否認以民族資產階級為主體的中間勢力的抗日要求，否認國民黨內部在抗日問題上正發生分化，斷定中間派別是中國革命最危險的敵人，排斥一切上層分子、中間勢力，只要“兵”、不要官。他們武斷地認為“目前中國政治形勢的中心，是反革命與革命的決死斗爭”。

為此，他們無視敵強我弱的客觀現實，反對紅軍行之有效的“誘敵深入”方針，主張實行先發制人的進攻戰略。在這種進攻戰略下，他們反對必要的游擊戰和運動戰，“要求陣地戰和單純依靠主力軍隊的所謂‘正規’戰”等等。在軍隊建設上，他們采取了一系列“改造紅軍”的措施：一、實行宗派主義干部政策，改組各蘇區黨和紅軍領導機關；二、取消黨委集體領導制度，強化政治委員個人決定作用；三、取消紅軍籌款、做群眾工作的任務，強調紅軍的任務僅限于打仗；四、反對紅軍必要的游擊性，片面強調正規化，削弱了紅軍的戰斗力。

王明“左”傾錯誤推行的惡果，是鄂豫皖、湘鄂西蘇區的第四次反“圍剿”和中央蘇區、湘贛、湘鄂贛、閩浙贛蘇區的第五次反“圍剿”相繼失敗，紅軍遭受慘重損失，部隊的建設受到嚴重破壞，黨和紅軍陷入嚴重的生存危機，被迫實行戰略轉移。中央蘇區反“圍剿”的失敗，改變了中國革命戰爭的大格局，影響了其他蘇區，使長征由局部演變為全局性的戰略轉移。

兩大危機，考驗著瀕臨絕境的中國共產黨和紅軍，以謀生存、圖發展為主旨的長征隨之在中華大地上展開。（新華社北京８月３日電 王建強、李悅、蔡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