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明領袖來掌舵，革命磅礴向前進”，《長征組歌》中的這句歌詞，表現的是遵義會議后紅軍煥然一新的精神面貌。

黨中央于長征途中在貴州遵義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在極其危急的歷史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是我們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黨從幼年走向成熟的標志

位于貴州省遵義市紅花崗區子尹路96號的遵義會議會址，是到遵義參觀游客的必選打卡地，一年四季游人如織。毛主席親筆題寫的匾額前，不時有游客合影留念。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這里舉行擴大會議，討論總結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經驗教訓，解決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和組織問題。毛澤東在會上發言，批判了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以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以及博古在總結報告中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辯護的錯誤觀點，得到與會多數同志支持。

在遵義會議召開80周年之際，陳列館運用等身幻影成像技術，制作短片，重現了會議情景。遵義會議陳列館副館長張小靈告訴記者：“這段短片所有對話均出自史料記載，沒有任何藝術加工，可以讓觀眾更真實地感受當時的情景�！�

經過激烈爭論，遵義會議作出下列決定：一、選舉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張聞天）起草會議決議，委托政治局常委審查后，發到支部中去討論；三、政治局常委再進行適當分工；四、取消“三人團”，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委托周恩來為黨內對軍事指揮下最后決定的負責者。

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路線在黨中央的統治，從此開始逐步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使紅軍和黨中央得以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保存下來……打開中國革命的新局面。這在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遵義市長征學學會會長曾祥銑說，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解決自己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從幼年走向成熟的標志。

移師黔北開啟轉折之路

中國革命在遵義實現轉折，與此前召開的黎平會議、猴場會議所作的準備密不可分。

“強渡湘江血如注，三軍今日奔何處？”湘江血戰后，中央紅軍由出發時的8.7萬余人銳減到3萬余人。面對嚴重挫折，黨和紅軍內部對“左”傾錯誤領導不滿的情緒達到高潮，廣大紅軍指戰員思索著中國革命到底走往何處，中央領導層也在思考這個問題，并發生了激烈爭論。

中央紅軍抵達湖南通道后，中央幾名負責人于1934年12月12日召開非常會議，研究解決處于危機情況下的紅軍行軍路線和戰略方針問題。會上，毛澤東提出，紅軍必須西進貴州，避實就虛，尋求機動，在川黔邊創建新根據地。

1934年12月13日，中革軍委命令中央紅軍“迅速脫離桂敵，西入貴州，尋求機動，以便轉入北上”。當天，中央紅軍突然改變行軍路線，轉兵貴州，并于12月15日攻占貴州黎平。

貴州省黎平會議紀念館館長張中俞認為，“通道轉兵”是一次戰術轉兵，讓紅軍暫時脫離險境，但“為什么會慘敗”等戰略分歧仍未解決，“紅軍處于關鍵而又難以決策的時期”。

在此背景下，周恩來于1934年12月18日在貴州黎平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中央紅軍向何處去的問題。

經過激烈爭論，會議最后接受了毛澤東等多數人的意見，通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關于戰略方針之決定》指出，“新的根據地應該是川黔邊區地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在不利的條件下，應該轉移至遵義西北地區”。

黎平會議后，中央紅軍在新的軍事戰略指引下，揮戈西進，連克劍河、鎮遠等縣城，于1934年12月下旬抵達烏江南岸，把十萬敵軍甩在湘西南，使得蔣介石企圖在沅江以東“圍殲”紅軍的計劃徹底破產。

偉大轉折后的新起點

遵義會議后，中央紅軍于1935年1月至3月先后來回四次渡過赤水河，巧妙穿插于敵人重兵集團之間，取得戰略上的主動。期間，黨中央召開的扎西會議、茍壩會議，完成了遵義會議上未能完全解決的組織領導、軍事領導、常委分工等問題，成為遵義會議的完善和繼續。

一渡赤水之后，在中央紅軍向云南扎西集結的行軍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2月5日開會討論常委分工問題，明確由張聞天代替博古在黨內“負總的責任”。

2月8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張聞天根據遵義會議精神起草的《中共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即通常所說的遵義會議決議，第一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全面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紅軍失敗的教訓，系統總結和肯定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的軍事路線，系統闡明了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和相應的戰略戰術，深刻批評了“左”傾冒險主義在軍事上的錯誤。

二渡赤水后，紅軍中央縱隊于1935年3月9日進入今遵義市播州區楓香鎮茍壩村。3月12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以討論的方式決定成立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軍事指揮小組（也即新“三人團”），負責指揮全軍的軍事行動。

茍壩會議后，毛澤東構思并實施了“調出滇軍，甩掉追兵，假道云南，進軍四川”的戰略構想，親自指揮紅軍三渡、四渡赤水，后南渡烏江，佯攻貴陽，挺進云南，于5月9日渡過金沙江，擺脫了數十萬敵軍的圍追堵截，取得了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勝利。（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記者 吳秉澤 農村金融時報記者 姬晨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