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錘百煉始歸來

　　楓    葉

　　1939年抗日戰爭時期，徐達三同志受中共中央中原局委派，到隨北組建抗日武裝。經過一年多艱難曲折的斗爭，以對黨的忠誠和智慧，靈活機動地與地方國民黨反動勢力周旋，獨立自主地發展了一支約2000余人的地下抗日武裝，并于1940年1月將這支抗日武裝大部帶回到黨的懷抱，編入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為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并在隨北地區留下了光輝的戰斗足跡。

　　一、接受新任務

　　徐達三同志1915年4月26日出生于湖北省利川縣，在青少年時期就立志報國。1935年底在黨的地下秘密組織影響下，參加當地進步青年組織的抗日救國團活動并參與反對反動統治的自發武裝活動。1938年2月到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同年五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8年9月，他從延安抗大畢業回到武漢，分配到河南豫南特委汝南縣萬金店任地下黨區委書記，河南確山縣竹溝新四軍第八團隊留守處新兵教導隊任副隊長。

　　豫南特委當時住在河南省確山縣城西30公里處的竹溝，是我黨民主革命時期的一塊重要根據地。1938年2月，黨中央派彭雪楓來竹溝主持工作。同年6月，中共河南省委由開封遷到竹溝。1938年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決定成立以劉少奇為書記的中共中央中原局，劉少奇、李先念等同志從延安先后來到竹溝，開展敵后游擊戰爭，使竹溝很快成為我黨在中原地區發展的重要陣地和戰略支撐點。

　　1939年1月，中原局書記劉少奇同志帶著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的重要精神從延安來到中原局所在地竹溝。2月初，鄂中特委書記楊學誠同志和鄂中區黨委書記錢瑛同志趕到竹溝，向少奇同志匯報鄂中開展敵后抗日游擊戰爭的情況，并要求中原局派干部到鄂中去協助工作。少奇同志認為，增派干部到鄂中去協助工作很有必要，后經中原局商議決定派徐達三等幾位同志到鄂中去工作。

　　徐達三同志當時正在竹溝新兵訓練隊擔任副隊長，領導叫來徐達三對他說:“達三同志，組織上決定把你和幾個同志抽出來，調到鄂中去工作”。一聽說要南下，徐達三心里格外高興，連忙問道：“什么時候出發？”領導回答說：“你們跟鄂中特委書記楊學誠同志一道走，你們先作好準備吧！”

　　出發前，少奇同志再次把楊學誠同志找去談話，楊學誠同志就把徐達三叫一到起去見少奇同志。少奇同志當時住在竹溝鎮北的一個四合院內，楊學誠和徐達三一行走進院內。進屋后，少奇同志頭戴棉軍帽，身穿灰軍裝，精神抖擻，熱情地同他們握手，打招呼叫他們坐下。少奇同志用他那慈祥的眼神看著徐達三，微笑著問道：“你叫什么名字？”徐達三連忙站起來回答:“我叫徐肇東�！薄澳阕�下談吧！”少奇同志繼續問道，“多大歲數了？”“二十四歲”。少奇同志聽后十分關切地說：“年輕同志革命熱情高，到了新的工作環境，要接受新的考驗，不但要把工作迅速開展起來，還要在復雜的環境里學會保護好自己”徐達三連連點頭。頓時，讓他感到這位首長多么和藹可親。

　　少奇同志還特別強調說，到新區開辟工作時，首先要站住腳，把根扎下去。必須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堅持獨立自主，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采取合法和秘密的形式大力發展抗日武裝，擔負起我黨領導抗日戰爭的重大歷史責任。斗爭是復雜的，如果國民黨要吞并抗日武裝，那就把這些武裝拖到敵后，改編為新四軍。

　　此時正值隆冬，房間正中放著火盆。少奇同志撥動了一下木炭，火苗更旺了，他們圍在火盆邊交談了很長時間。少奇同志特別指示說，你們回到鄂中去，要堅決貫徹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的決議，爭取時間，擴大武裝力量，迅速打開敵后抗戰局面。鄂中有國民黨的桂系部隊，有川軍，也有蔣介石的嫡系部隊，還有地方勢力。這些部隊中間，有進步的，也有倒退的；有主張團結抗戰的，也有堅決反共的。它們之間，存在著不同的矛盾。斗爭是很復雜的。你們那里有個第三行政公署專員石毓靈，參加了鄂豫邊區抗敵工作委員會，表面上還能與我黨合作。但你們要注意國民黨逆轉，石毓靈終究要反共的。你們得進一步做好統戰工作，同時堅持獨立自主的方針。徐達三等同志認真聆聽少奇同志的囑咐和重托，毫無寒意，心潮起伏，心里覺得暖暖的。

　　最后少奇同志鼓勵他們說：“如果你們鄂中搞得好，我們就到你們那邊去！，若是你們在鄂中呆不住了，那你們就到我們這邊來�！闭f得楊學誠、徐達三等同志笑了，少奇同志也笑了。

　　二、踏上新征程

　　少奇同志約他們談話后的第二天，楊學誠、徐達三和調往鄂中工作的人員離開竹溝，向鄂中的大洪山挺進，踏上了新的征程。

　　大洪山位于湖北省中北部，居湖北盆地與南陽盆地之間。西臨襄（陽）鐘（祥）江漢谷地，東接涢水河谷丘陵，南連江漢水網平原，東北與桐柏山遙相呼應。橫跨隨州、荊門兩地隨縣、鐘祥、京山三市區，地處戰略要地，當時鄂中特委就設在隨縣南部大洪山下的長崗店。

　　楊學誠和徐達三一行來到長崗店，住進了附近的北坡灣，在這里等待分配工作。鄂豫邊區抗敵工作委員會擔任顧問的陶鑄同志，同楊學誠同志商量后召開了黨委會議，傳達了少奇同志的指示，確定建立基干部隊，發展抗日武裝；健全現有政權，恢復淪陷區政權；加強黨的工作，積極發展黨員三項任務。同時認為隨北高城靠近應（山）北，過漿溪店即可到四望山，是保持大洪山與豫南根據地聯系的一條必經之路，決定到高城去開辟新區，并組成“隨北工作隊”，由徐達三﹑李力﹑張明﹑胡貴清等8人組成，徐達三任隊長，李力任副隊長。以抗敵工作委員會政治指揮部下設的隨北工作隊的名義，赴隨北高城地區開展抗日工作。

　　臨行前，我黨派到“抗委會”擔任秘書主任的許子威同志帶徐達三等同志到均川“抗委會”總指揮部去見總指揮石毓靈，到均川受到石毓靈﹑陶鑄﹑李先念等領導同志的接見，隨后徐達三等同志立即啟程去高城。

　　啟程這一天正是臘月三十，呼嘯的北風刮得鵝毛大雪漫天飛舞，他們頂風冒雪往高城進發。路上遇到了李先念同志，傍晚時分他們來到了隨北的尚市店。為了不影響群眾過除夕之夜，先念同志決定到街上的一間破廟里宿營。走進破廟后，他們找老鄉借了幾捆稻草，打了個通鋪，買了一擔干柴，燒起一堆火，買了半升炒熟的苞谷，勉強充充饑。他們圍坐在火旁，邊吃苞谷邊烤衣服，先念同志興致勃勃地講起紅軍長征的故事來。徐達三聽了心里熱呼呼的，感到這個臘月三十過得不平凡。大年初一，徐達三等同志依依不舍地與先念同志分別，在飛雪中繼續行進，沒多久就趕到了高城。街上時而響起慶賀春節的鞭炮聲，給新到來的同志增添了“歡迎”的氣氛。

　　徐達三同去一到高城，首先拜訪了當地的聯保主任，與國民黨駐軍一二七師政訓處取得聯系，隨后積極開展了宣傳群眾、組織群眾的工作。接著又以工作隊的名義名召集保甲會議、群眾大會、士紳座談，從各方面利用各種形式宣傳抗戰。與此同時，還上街下鄉訪貧問苦，爭取青年知識分子，進行個別發動工作，物色和培養積極分子，發展黨組織。

　　1939年3月，第五戰區的司令長官李宗仁開始推行蔣介石“防共、反共”政策，片面宣布撤銷鄂豫邊區“抗委會”。石毓靈也露出了他頑固反共的嘴臉。在這樣的情況下，許子威同志來到高城，傳達楊學誠同志代表鄂中特委的決定，通知徐達三等同志轉移工作地點。安排鄂中特委的姜紀常同志帶他們去萬和店，由姜紀常直接領導到萬和店開展新的工作。

　　三、扎根隨北山區

　　1939年4月，許子威同志帶領“隨北工作隊”撤離高城，奔向萬和店。萬和店離桐柏山只十多里，當時屬于國民黨的隨縣第三區，區長是周伯勛。赴萬和店后，首先在萬和店小學秘密召開了黨員會議，成立萬和店（隨北）區委會，徐達三任區委書記，張明任組織委員，高飛任宣傳委員，有黨員十余人，機關設在萬和小學。特區委采取單線聯系、個別吸收的方式暗地發展黨員，并在隨縣高城、唐王店和棗陽鹿頭建立了交通聯絡站。

　　到萬和店不久，許子威同志以抗敵工作委員會秘書主任和國民黨湖北省建設廳科長身份，和徐達三一起找到區長周伯勛，作周伯勛工作，動員周起來組織民眾一起抗日。周伯勛在萬和當了幾年區長，在這一帶很有影響，國民黨也不敢輕易碰他。他掌握著區政權，又有幾十條槍的區中隊，武裝力量也還可以，這是一個很好的工作條件。周伯勛也愿意靠攏我黨，對抗戰表示熱心。許子威同志把徐達三等同志向周伯勛介紹說：“我給你們請了幾位抗敵救國的進步人士來了！”姜紀常特意吹噓我說：“徐先生是中央軍校畢業的，是個懂軍事的人才！”周伯勛聽了，當即表示歡迎。周伯勛當即委任徐達三任萬和區區隊副。

　　如何遵照少奇同志的教誨，獨立自主地開展抗日統一戰線工作，采取合法、秘密的形式大力發展武裝，并且長期堅持，扎根下去？這是徐達三擔任隨北特別區委書記后，考慮最多的一個問題。區委先后研究認為：首先要開展上層統戰工作，尤其對周伯勛，要爭取他們按區委的意圖辦事。為此，姜紀常和徐達三同志經常找機會與周伯勛交談，抓住他的心理加以引導，指明“日寇侵入國土，人民處在危亡境地，中華民族只有堅持抗戰到底，才能獲得解放。誰要把抗日的旗幟舉得高，誰的力量就大，誰就有發展前途”。周伯勛聽了，很佩服徐達三講的道理。后又經周伯勛同意，由徐達三﹑張明﹑杜薇（女）等我黨同志具體組織，于萬和車店梁氏祠舉辦“國民黨隨縣第三區抗日青年訓練班”，張明任班主任，杜薇任政治委員。其次他們把外來同志安排好合法的社會職務，充分發揮原在該地工作的老同志的作用，廣泛聯系群眾，進行抗戰宣傳。再就是把公開和秘密工作分開，有計劃地謹慎發展黨的組織，姜紀常同志親自參加和直接指導下，萬和店的工作局面迅速打開了。

　　抗日青年訓練班位于萬和鎮車店村梁氏祠，由張明負責教學，杜薇負責學員管理，高菲、胡璇同、連克、郭挹佳等多名黨的干部任教員。學員來自隨棗一帶，多是黨組織選派的青年農民和進步學生，共招收學員50余人。開設有政治、軍事兩門課程，政治課由張明、杜薇主講，其內容主要是社會發展簡史、什么是帝國主義、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等。軍事課由徐達三講軍事知識、游擊戰術，組織軍事訓練等。高飛同志任音樂教員，教唱抗日歌曲，組織抗日宣傳，在此期間秘密發展了10多名黨員。訓練班原定每期三個月，后因敵軍“掃蕩”，第一期兩個多月就結束了。學員結業后一部分到隨北特區委創建的第三支隊從事武裝斗爭，一部分到地方民兵團中作骨干，少數到保甲或學校任職并開展抗戰工作。

　　1939年6月，第二期訓練班在車店長沖舉辦。當時因隨北特區委領導的抗日武裝已納入國民黨華中游擊總指揮部序列，第二期訓練班改為“華中游擊總指揮部第三支隊戰時青年訓練班”，共招收學員200余人。

　　1939年的4、5月間，訓練班快結束時，日寇進犯襄樊。日寇的進犯使隨縣的人民群眾面臨著燒殺和國民黨殘兵敗將的搶劫，不得不扶老攜幼逃向山區，縣委和部分干部轉移到四十里沖。盤踞在桐柏山地區的桂系部隊和蔣介石嫡系湯恩伯部隊不戰自退。蔣介石害怕大洪山、桐柏山被共產黨控制，便委派國民黨第十三軍軍長張軫為華中游擊總指揮，占領這個地盤，阻止進步勢力。張軫想借機擴張自己的勢力，便四處委派司令，周伯勛被委任為華中游擊總指揮部第三支隊司令。周伯勛按照“誰的抗日旗幟舉得高，誰的力量就大”的道理，也擴充武裝，任命徐達三為第三支隊的副司令。

　　針對這種情況，徐達三立即決定派出部分同志帶著青訓班的學員分散活動。一路由張明帶領30余人，到青苔、海河寺、吳山、汪家店等地。一路到倒峽、太山廟、尚市、唐王等地組織抗日斗爭。學員們向鄉親們宣傳“守土抗戰，保家衛國”，號召組織游擊隊，自己起來保衛自己的生命財產。同時徐達三以支隊正副司令名義出布告，開大會，召集社會名流議事，并向逃亡來隨縣縣政府人員、工商業者和地主士紳講明“國難當頭，匹夫有責”的道理，要他們“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這一切，得到各方面的擁護和支持，掀起隨北抗戰熱潮。

　　日寇撤走后，訓練班學員又集中分配工作。學員的分配去向基本上和第一期相同，后來因國共摩擦加劇，訓練班就沒有再辦了。

　　在此形勢下，徐達三認為，大力發展抗日武裝的時候到來了！即以合法的渠道，下委任，刻印章，制徽章，做符號，組建隊伍，委派各聯保主任為大隊長，下編中隊，有的直屬司令部。還開征了縣政府的錢糧作為軍餉，將他們帶來的槍統一編調或借用，把社會上捐出的布匹作軍衣。這樣，在我黨的領導下，第三支隊很快發展到兩千多人。徐達三同志十分重視在統一戰線中堅持獨立自主，不斷整編直屬的幾個中隊，從中形成我黨掌握的一支基干力量。

　　徐達三根據鄂中特委和姜紀常同志的指示，要想在隨北扎下根，必須培植自己的根據地。在他們共同謀劃下，根據唐王店的情況，又將此處將作為根據地來培植。首先他們把唐王店聯保主任撤了，派共產黨員蔡光耀同志去擔任。蔡光耀同志到任后，一面組編隊伍，一面發動群眾，在當地建立黨的組織，把根據地搞得有聲有色。

　　在發展抗日武裝的過程中，為了能站住腳，徐達三同志牢記劉少奇同志關于革命青年不要痛快于一時的教誨告誡自己，注意展開秘密斗爭，一直沒有暴露身份，使我們黨在青訓班的工作免遭破壞，更好的利用合法身份進行發展抗日武裝的秘密斗爭。

　　四、堅持自主發展

　　日寇進犯襄樊，隨北處于敵后，徐達三同志在隨北也站穩了腳跟。面對此形勢，他思考著為何不進一步擴大抗日武裝，在桐柏山周圍開辟一塊根據地呢？同時抗日武裝迅猛發展，急需補充軍事干部。想到這里，他立即找姜紀常同志匯報和研究這個問題，并建議他專程去竹溝向鄂中特委報告，并向少奇同志請示匯報工作。少奇同志聽了姜紀常的匯報，對隨北的工作非常滿意。少奇同志說，你們就那么幾個干部，只那么短的時間，能搞出那么個局面，干得不錯嘛！少奇同志對桐柏山周圍開辟戰略區的計劃，對隨北缺干部、特別是缺懂軍事的干部，很重視，很關心。他說:部隊不在于多，而在于精。當即決定選派宋彬、蘇斌等三人到隨北。并指出：日寇進犯襄樊是戰役性的，而不是戰略性的。這個軍事行動，是日寇對蔣介石逼降、誘降的組成部分。這又給我們觀察分析形勢的變化，作長期斗爭的準備，及時指明了方向。

　　正如少奇同志所預料的，日寇不久就撤退了。蔣介石利用張軫“限共、反共”爭奪地盤的計劃也沒有實現，張軫被免去華中游擊總指揮的職務。因此，徐達三原來打出的合法招牌隨之也沒有作用了，第三支隊的處境變得困難起來。國民黨桂系的一八九師就企圖把第三支隊編成補充團；石毓靈也妄圖把第三支隊改編成他部下的一個支隊。桂系一八九師屬于國民黨第五戰區管轄的正規軍，石毓靈屬地方軍，正規軍與地方軍之間有矛盾。徐達三就利用這個矛盾，采取了拖的辦法，不接受改編。后來，石毓靈反動面目敗露，公然撤了周伯勛的區長職務，采取壓的辦法促使周伯勛改編。國民黨的一八九師也張牙舞爪，恨不得一口吃掉第三支隊，在此形勢下周伯勛的心也動搖了。他想憑借自己已有的本錢投靠國民黨第五戰區，作為自己升階之梯。

　　面臨國民黨逆轉的險惡情況，徐達三徹夜難眠，現在已經發展起來的這部分武裝絕不能接受國民黨反動派的改編。如果我們接受改編，那就是為淵驅魚，送肉上砧，出賣抗日力量，這不是完全違背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嗎？他找姜紀常同志反復研究，決定對周伯勛繼續做工作，既要對他堅持統戰，又要對他進行斗爭，在斗爭中求團結。同時確定了采取“收縮戰線，保存自己，解編還槍于民，掌握精干武裝”的辦法，與國民黨頑固派妄圖吞并我黨秘密培植的抗日武裝作針鋒相對的斗爭。

　　面對復雜的斗爭形勢，徐達三采取利用公開合法手段與秘密非法手段相結合的辦法與國民黨周旋。于是他建議把他的隨北特別區委書記的職務，該由剛從竹溝派來的曾同志擔任。徐達三則集中全力做掌握武裝力量的工作。為收縮戰線，他將原來的聯保武裝臨時解散，隱蔽到民間，把槍桿子放在人民群眾的手里。有些在當地已經“搞紅了”的干部，便把他們撤走，或者轉于地下工作，或者送去學習，采取了分散隱蔽的措施。對保留的基本武裝重新又加以整編。開始編成一、二、三、五、六中隊，經過陸續淘汰，形成三個中隊的精干武裝。同時還派黨員干部蔡光耀、蘇斌等同志分別掌握一、二、三中隊，使部隊的實權控制在我黨手里。

　　五、千錘百煉始歸來

　　徐達三下決心，一定要把這支精干武裝保存下來，盡早回到黨的懷抱。但眼前部隊沒有合法的名義，給養，吃飯都是問題，要帶走暫時不可能。怎么辦呢？當時，國民黨五戰區第一縱隊（司令曹文彬），駐防天河口一帶。徐達三分析這個縱隊司令曹文彬的情況，認為他編并的是地方武裝，實力不強，還不能一下子吃掉我們。為了使部隊有合法的名義，有給養，徐達三決定去找曹文彬談判。徐達三主動提出可以接受他們收編，但必須堅持兩個條件，一是保持我們部隊的原建制，二是保持我們不變的獨立性。曹文彬想把這支力量作為他的勢力，滿口答應了條件，把三支隊改編成第一縱隊獨立大隊，既解決了合法地位和給養問題，又堅持了我們黨的這支武裝的獨立自主性。獨立大隊開到了天河口附近時，軍容整齊，紀律嚴明，受到群眾的歡迎。這又引起反共特務分子的注意。這時，姜紀常同志通知徐達三，曹文彬縱隊的政治部主任是個叛徒、托派，要他提高警惕。

　　時過不久，姜紀常說的那個主任到獨立大隊來“拜訪”，接著又派來三個政治指導員到獨立大隊。徐達三認為此人來者不善，他一面動員士兵抵制，使他們在下面沒有立足之地，不能進行反動宣傳，只得泄氣的呆在大隊部里；一面布置中隊里黨員骨干提高警惕，防止他們搞特務活動。

　　一天清晨，部隊剛起床。曹文彬派他的衛士來大隊部找徐達三，要他到曹的住地去談話。徐達三一到曹住處，曹突然問道：“你與八路軍、新四軍有來往關系？”徐回答:“沒關系，我只知道打日寇，抗日救國！”徐當時想曹為什么突然提出這個問題呢？他正在思索的時候，曹文彬卻將事先準備好的四十塊銀元送給他說：“你好好干，獨立大隊是你訓練出來的，很不錯。有機會，我一定保送你到重慶去上高教班�！辈芪谋蛟囂�、懷疑、拉攏交織在一起的怪事，更使徐達三加倍警惕起來。此時此刻他的耳旁響起少奇同志的話：“如果國民黨要吞并抗日武裝，那就把這些武裝拖到敵后，改編為新四軍。”

　　1939年11月，國民黨第五戰區指使曹文彬縱隊，對我解放區采取“擠”的方針，把部隊從天河口開到應山北部，靠近了四望山。獨立大隊也到了漿溪店。就在這時，徐達三看到他們了要“擠走”新四軍的秘密文件，證實了反動派的惡毒企圖。同時又聽到“竹溝慘案”的發生，感到形勢越來越險惡了。他分析推斷：寄棲曹部，堅持隨北，待機再起的可能性小了，必須盡快創造條件把獨立大隊拖回黨的懷抱。

　　一天，徐達三以看地形為名，一口氣跑了三四十里，登上四望山找到信應地委劉子厚。劉聽取了他的匯報后，同意他提出的把獨立大隊拖回來的意見，還派了八個同志到獨立大隊，便于采取行動時有聯絡人員和向導。12月，國民黨蔣介石在全國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鄂豫邊區的形勢日趨緊張。當時曹文彬趁機企圖擴張自己勢力。拼命地繼續向前“擠”，把部隊撒在四望山南麓仙寺畈一帶。駐在四望山的信應地委和信應總隊，撤離了四望山，南下到安陸趙家棚，展開反摩擦斗爭。徐達三認為獨立大隊到了該采取行動的時候了！。

　　為了擺脫曹文彬的控制，徐達三主動提出“請纓殺敵”，相機擴充獨立大隊的請求。曹文彬欣然同意并派他到郝家店去打游擊。部隊開到郝家店，遇見日寇掃蕩。這時，周伯勛想把部隊拖到他的萬和店去，徐達三堅持要把部隊拖著繼續往南走，并表明只有靠近新四軍，才有我們的出路，才能堅持抗戰到底。周伯勛沒有辦法改變他的主意，只好跟大隊一起走。經過一夜的急行軍，終于在1940年1月勝利到達了預定目的地——安陸趙家棚。不久，獨立大隊改編為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信應游擊總隊第三大隊，粉碎了國民黨頑固派妄圖吞掉這支抗日武裝的陰謀。后又整編為豫鄂挺進縱隊第七團隊三營，徐達三任營長。至此，在徐達三同志與國民黨反動勢力斗智斗勇，在隨北獨立自主地拉起的這支地下抗日武裝，經千錘百煉，轉戰桐柏山下終于回到了黨的懷抱。

　　六、魂歸桐柏山

　　這支地下抗日武裝編入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信應游擊總隊第三大隊后，徐達三任信應總隊三大隊大隊長、挺進縱隊七團隊三營營長兼教導員，豫鄂挺進縱隊鋤奸部偵察科長等職。1941年4月，新四軍五師建軍，他先后任師政治部鋤奸部偵察科長、鄂東自衛團指揮部參謀長等職。1943年5月參與策動駐潛江偽軍李正乾部800余人起義反正，被編入新四軍襄南第一縱隊，徐達三同志擔任政治委員。1943年底，徐達三同志任新四軍襄南指揮部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44年下半年，徐達三同志隨五師政治部主任任質斌同志到河南軍區工作，參與開辟河南的工作，曾任豫南軍政干校教育長。1945年9月至1946年2月，徐達三同志按照組織安排，任隨北縣縣長，負責隨北地區的政權建設和為中原解放區部隊籌集糧秣經費工作。1946年春，他奉命擔任中原軍區駐武漢辦事處少校參謀、宣化店國際招待所副所長等職。1946年6月，徐達三同志在大悟宣化店與美蔣談判代表進行周旋，直至中原軍區部隊完成突圍戰役后才離開宣化店。追趕上大部隊后在中原軍區干部旅一大隊任政委，與三五九旅一道參加了震驚中外的中原突圍戰役。

　　解放后的1952年6月，徐達三同志擔任省公安廳副廳長，參與領導全省的鎮反工作和剿匪斗爭。1954年4月后，他先后擔任省工業廳廳長、機械工業廳廳長、省經濟委員會副主任等職，為我省機械工業和國防工業作出了重要貢獻。在“文化大革命”中，徐達三同志遭受了殘酷迫害。1970年恢復工作后，他先后任湖北省襄渝鐵路指揮部副指揮長，省燃化局副局長兼應城化工區建設指揮部指揮長、黨委書記，省石化局黨委副書記、副局長，省國防工業辦公室副主任等職。1980年1月當選為省人大常委會委員并擔任法制委員會副主任，為我省的民主與法制建設做了大量的工作。

　　徐達三同志因病于1991年9月27日在武昌逝世，終年76歲。徐達三同志對他長期戰斗過的湖北省隨北萬和地區懷有深厚感情，遵照他的遺言，遺體于1991年10月7日在武昌火化后，骨灰撒在隨北萬和店桐柏山下，他的英靈又回到了他曾為發展我黨抗日武裝，爭取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而為之奮斗的桐柏山懷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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