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市城口縣人大常委會原主任于少東或許沒有想到，本想留住幸福、浪漫時刻的視頻資料，在后來被調查時成了大操大辦借機斂財的證據。
    這是一場“高端、大氣、上檔次”的婚禮。視頻資料中，多輛豪車組成迎親車隊，五星級酒店偌大的宴會廳里人流熙攘、座無虛席，動用大型搖臂拍攝設備和多臺攝像機拍攝……這些讓見過不少世面的酒店服務員都感嘆，“從沒見過這么大的排場”。
    但這也是一場明顯違反八項規定精神、大操大辦并借機斂財的婚禮。婚禮現場攝像鏡頭拍攝了簽到臺的景象：主辦方準備了空紅包，送禮者領取空紅包裝入禮金，在紅包上寫上名字，交給接待人員。事后查明，于少東為其子于某某操辦的婚禮設午宴101桌，收受禮金200多萬元。其中，收受管理服務對象禮金90多萬元，不少人因為找不到空座位送禮后匆匆離開。于少東在接受調查時說：“黨政干部和企業老板主要是看我的面子來的，如果我不是城口縣人大常委會主任，他們肯定不會來�！�
    從兒子于某某領取結婚證提出辦婚禮到婚禮最終舉辦，歷時1年；從婚禮后第二天就聽說有人要舉報，到于少東被組織采取案件檢查措施，歷時近9個月。這將近1年9個月的時間里，于少東面臨多次選擇，但每一次，他都放棄了看起來很難其實最簡單的遵紀守法的選擇，而心懷僥幸地選擇了看似順應風俗、實則違紀違法的道路。
從不主張辦到同意辦
    于少東的兒子于某某同妻子在2012年1月初登記結婚后，提出舉辦婚禮。起初，于少東不主張兒子辦婚禮，而是想讓兩個年輕人旅行結婚。這一想法遭到了妻子李某某、兒子以及兒媳娘家人的強烈反對。
    于少東一開始不主張兒子辦婚禮，是有考慮的，一是身為城口縣人大常委會主任（副廳級），對黨紀條規有所了解，知道大操大辦兒子婚禮，會造成負面影響；二是幾年前城口縣一名副縣長因大操大辦其母親喪禮被調查處理，因為這一前車之鑒，于少東在父親去世后就沒有辦喪禮，頭腦中還有廉潔自律這根弦。
    但于少東這次沒有堅持住。妻子李某某堅決要辦獨子的婚禮；兒子在多個場合尤其是酒后吐露心聲：“要不辦婚禮，我會后悔一輩子！”家住重慶市區的親家母也一再表示：“我就一個女兒，不能悄沒聲兒地嫁到你們于家，我們這方的親戚朋友還要參加婚禮呢！”于少東的兄弟姐妹也出面說話：“父親的喪禮不辦也就算了，我們侄兒的婚禮要再不辦，莫怪我們不認你這個兄弟！”一些朋友也勸說：“你這是何必呢，孩子結婚是大喜事，那誰誰誰不都辦了嘛！”
    于少東在接受調查時說：“我本來就不堅決的態度就轉變了，同意兒子辦婚禮。再說，這些年我也沒少參加別人家的紅白喜事，送出去不少禮金，也想借此收回來一些�！�
從希望小規模辦到大操大辦
    為兒子辦婚禮，乃人之常情。黨員干部只要按照相關規定，不鋪張浪費，不邀請管理服務對象參加或收受其禮金，也無可非議。但于少東最終大操大辦了兒子的婚禮。
    同意兒子辦婚禮后，于少東希望盡量控制規模，提出不在城口辦在市區辦，城口地方小、擔心影響不好，不要發請帖，只口頭通知，而且不要通知城口的人 （親戚朋友除外）；但他又在背后親自策劃籌備婚禮，并默許在五星級酒店預訂90多席、午宴2499元/席、晚宴800元/席這樣的婚宴規模和標準。
    2012年11月，于少東與家人商量確定了舉辦婚禮的籌備人員，并召集相關人員到城口縣某農家樂聚會，將籌備婚禮的各項事務安排到每個人，這些人員有于少東的親戚、同學（民營企業主）、縣級部門單位負責人及工作人員。于少東還電話通知了在其他區縣任職的朋友。
    婚禮最初定在2012年12月31日舉辦，得知2013年元旦放假安排是放1月1、2、3日，就把日期改到2013年1月2日，以方便來賓，主要是城口縣到市區還沒全通高速公路，單趟就得花六七個小時。
    2012年12月4日，中央政治局出臺關于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的八項規定，各地掀起學習宣傳貫徹八項規定精神的熱潮。但這并沒有改變于少東為其子大操大辦婚禮的“既定安排”。于少東被調查時對辦案人員說：“我知道八項規定，但沒有引起思想上的重視，以為這次也只是強調一下而已�！�
    明知這樣做違反八項規定精神，于少東還是心懷僥幸大操大辦。
從心里打鼓到企圖蒙騙過關
    于少東在參加兒子婚禮時采取了掩耳盜鈴的手法。參加婚禮的人說，當天沒見到于少東的身影。原來，于少東中午11點多才趕到舉辦婚禮的酒店，并且直接進入包間陪客人吃飯�；槎Y現場也沒有安排新人向雙方父母敬茶、于少東夫婦講話等環節。
    于少東對辦案人員說，他一進酒店，看到那么多人、那么多桌，就知道場面整大了，心里略微有些不安。
    兒子婚禮結束后，于少東夫妻倆在市區家中花了1天時間清點禮金，登記造冊。當看到城口縣多個部門和鄉鎮的黨政領導來送禮，看到企業老板少則1萬元、多則10萬元的禮金，于少東心里打鼓了，他也知道這是嚴重違反規定的，心里也害怕，但還是心存僥幸，想把事情隱瞞下來。
    于少東和妻子李某某清點完禮金后，造了兩份禮簿，一份真實的，總計200多萬元；一份假的，只登記了親戚朋友所送禮金和金額小的禮金，總計47萬余元。
    當辦案人員問于少東為什么要做假禮簿，于少東回答：“我們這樣做，主要是為了應付組織上可能的調查。”
    李某某將真實禮簿帶回城口縣，隨后為了逃避調查又將其燒毀，把假禮簿交給兒子保管，并說如果有人來調查，就把假禮簿交出去。
    就在兒子婚禮后第二天，于少東就聽說有人要舉報其大操大辦兒子婚禮借機斂財的事，他讓兒子于某某找到放言要舉報的人，花3個半小時“做工作”，讓那人答應不舉報。
    于某某婚禮所收禮金除去婚禮開銷和別的支出，還剩下100余萬元現金。于少東對辦案人員說：“在處理這筆現金上，我們很為難，覺得存入銀行不妥，放家里也不安全�！逼拮永钅衬辰ㄗh，放貸給做工程的老板。
    于某某用朋友的手機打電話問在城口縣做工程的老板周某某是否差錢，周某某說差錢，于某某說我母親手上正好有100萬元，可以借給你。隨后，于某某從父母處提取100萬元現金存入朋友余某某的銀行賬戶，再轉賬到周某某的賬戶。
    后來，有知情群眾向市紀委舉報于少東大操大辦兒子婚禮并借機斂財一事，市紀委辦案人員隨即展開調查，并發現于少東存在其他嚴重違紀違法問題。2013年8月下旬，于少東被采取案件檢查措施。
    于少東在《悔過書》中寫道：“在兒子辦婚禮的問題上，盡管最初反對大操大辦，但最后還是經不起誘惑，從默許到親自參與這一違規違紀行為。在聽說有人舉報的情況下，不主動向組織交代說清問題，而是采取弄虛作假的手段制造假禮簿和支持兒子隱藏禮金，企圖蒙騙過關。自己在這個過程中顯得是這樣的麻木大膽，甚至在被組織調查之初都還沒有認識到自己問題的嚴重性，現在看來真是可驚可嘆。”
    2013年9月下旬，于少東因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機關處理。
    于少東大操大辦兒子婚禮并借機斂財被查處后，城口縣四大領導班子高度重視，深刻反思，召開縣委常委會、縣政府黨組會、縣人大常委會黨組會、縣政協黨組會和全縣正科級以上干部大會，要求各級干部加強修養、引以為戒，嚴格遵守廉潔自律各項規定。
    該縣及時出臺 《關于規范國家工作人員操辦婚喪喜慶事宜的暫行規定》、《城口縣黨員干部“十條禁令”》等制度，規定除婚禮、葬禮外其他事宜嚴禁以任何方式邀請親戚以外的人員參加，嚴禁收受親戚以外人員所送的禮金或貴重禮品。建立國家工作人員操辦婚喪喜慶事宜備案制度，對時間、地點、參與人員、席桌數量等事項進行事前備案。堅持查糾并重，在暢通來信來訪來電舉報渠道基礎上，開通舉報微博、電子郵箱，拓寬群眾舉報渠道，對違反規定的黨員干部，一律先免職再查處。2013年以來，該縣共查處黨員干部違規操辦婚喪喜慶事宜2起，及時制止糾正違規行為13起，給予組織處理27人，批評教育黨員干部35人次，約談黨組織或行政負責人5人次。黨員干部大操大辦婚喪喜慶事宜借機斂財現象得到有效遏制。

短評
風俗不是斂財幌子
    中國是禮儀之邦。人們在守禮過程中形成了一些風俗，比如親戚朋友家有婚喪喜慶事宜，大伙兒湊湊份子、幫襯著把事情給辦了，既減輕主人家的負擔，又增加親戚朋友相聚的機會，有利于增進感情。這本無可非議。然而，近年來，一些地方 “辦席整酒”之風愈演愈烈，巧立名目、大講排場。這不但造成巨大浪費，還增加群眾“人情債”負擔，敗壞社會風氣。
    黨員干部本應抵制大操大辦這種不良風氣，然而，少數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卻打著順應風俗的幌子，大操大辦借機斂財，敗壞黨風政風，群眾深惡痛絕。以于少東案為例，城口縣是重慶市最偏遠的縣之一，經濟欠發達，干部職工人均月收入2000元左右。面對黨政干部每人三五千元的“禮金”和企業老板少則1萬元、多則10萬元的“禮金”，于少東心里也有過不安，但卻心懷僥幸、自欺欺人地認為這是順應風俗，是正常人情往來，最終收受管理服務對象禮金90多萬元，觸犯黨紀國法。
    黨風政風引領民風社風，民風社風影響黨風政風。黨員干部作為黨風政風的重要體現者，應該揚清抑濁，自覺抵制不良社會風氣，不借風俗幌子斂財，帶頭樹立新風。
    首先，要加強對黨員干部的教育，包括思想道德教育和法紀教育，提高黨員干部的自律意識。其次，要健全制度，劃出“紅線”，明確規定黨員干部辦理婚喪喜慶事宜不得邀請管理服務對象參加或收受其禮金，同時嚴格限制辦理事由，嚴禁大操大辦、鋪張浪費。第三，強化執紀監督，發動群眾積極舉報黨員干部違規操辦婚喪喜慶事宜行為，紀檢監察機關主動出擊，鐵面執紀，并通報曝光，形成懲治的高壓態勢。
    我們相信，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一定能夠剎住黨員干部大操大辦借機斂財的歪風，并帶動社會風氣好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