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專家 王巍
中央音樂學院特聘教授 李幼平
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研究員 王清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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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農的五弦琴
蘊含著天地人和的智慧
李幼平:在中國古代的文獻和大量的傳說里頭,都有炎帝神農制琴,然后練絲為弦的這么一個傳說和故事。說實在的,關于神農制琴,它是早期中國音樂發展的一個很重要的傳說和見證,古琴的結構是天圓地方,它所代表的都是一種天地人和的一種美好的追求,因此我們在談到炎帝神農制琴的時候,我們可以想到很多美好的傳說,實際上這一切,都是我們對當時的先民們一種偉大的智慧的創造,以及對美好生活的一種追求。
在目前的考古發掘里頭,我們目前找到的這個古琴,基本上都在長江流域中游地區,據我們現在的初步統計,至少有一半以上正好就在隨棗走廊,也就是說神農傳說的故鄉,比如說2016年在咱們(湖北棗陽)郭家店的楚墓里頭,發現了春秋早期,也就是說距今2700多年前的十弦琴,這可是目前最早的古琴了,然后稍稍晚一點的,我們大家都知道的曾侯乙墓,在曾侯乙墓里頭,我們發現了兩張古琴,一張是十弦,還有一張非常有意思,它是五弦琴,也就是跟我們這個傳說是正好契合的,雖然它相對的一段時間,我們不一定說它就是它,但是起碼這種傳說還是有源可循,這種文化是有根可追的。這件五弦琴特別有意思,我們學術界就認為這件琴是為編鐘來進行調律、來定音的,也就是我們神農文化的傳說,不僅僅是一種文化現象,實際上它還為后世的音樂發展奠定了堅實的文化基礎。
王清雷:其實在文獻《世本》,這里邊(記載)不僅有神農作琴,也有神農作瑟的文獻記載,在《禮記》里邊,有如下的記載:土鼓 蕢桴 葦龠,伊耆氏之樂也。唐代的孔穎達認為,伊耆氏就是神農,就是炎帝神農,那么由此可以知道,在炎帝神農的時期,不僅有弦樂器琴瑟,還有打擊樂器土鼓,還有吹奏樂器葦龠,從這些我們可以知道,在炎帝神農那個時候的音樂水平其實已經很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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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帝神農制琴
促進禮樂文化蓬勃發展
李幼平:實際上我們前面談的炎帝神農來斫琴來制曲,很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運用在祭祀活動,進入在早期的禮樂活動之中,所以禮儀活動和禮樂活動是我們中華民族很早的一種文化活動內容,那么經過了夏、商、周尤其到西周早期的時候,中國就形成了完整的、完善的禮樂制度,這個禮樂制度,它不僅僅在考古學發現的那些墓葬里頭,或文獻記載里頭的有九鼎八簋,而且尤為重要的是和這些九鼎八簋,這些禮器相配合的,還有我們的金石之聲,還有我們的鐘磬禮樂,還有我們相應的八音之樂以及六代樂舞等一系列的禮樂禮儀的文化活動,我覺得,在西周開始這一個完善的禮樂制度為當時的先秦時期的中國社會奠定了重要的社會基礎,同時也為我們中華的禮樂文明奠定了雄厚的文化基礎。
王清雷:關于中國的這種禮樂的文化,它其實經歷一個非常漫長的一個發展過程,那么著名考古學家朱乃誠指出,中華文明經歷了古國文明、古王國文明和王國文明這三個發展階段,那么中國的禮樂文化在不同的文明發展階段有不同的特征,在古國文明和古王國文明這個階段,那么墓葬里出土的,比如說特磬 土鼓,還有遠遠早于這個歷史時期的舞陽賈湖骨笛,那么他們的當時,應該是作為一種神器或者法器來使用的,那么和身份、地位、等級是沒有任何關系的,在這個階段,禮還是一個初始的階段,也就是禮俗階段,進入王國文明階段,那么這時候墓葬出土的,比如說土鼓和鼉鼓,他們不僅是一種神器和法器,而且已經成為一種身份地位的象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山西襄汾陶寺遺址出土的禮樂集群,從這些材料我們可以知道,就是說禮樂制度在陶寺文化的早期已經正式形成了,其后就是所謂夏禮、殷禮然后到周代的周禮,是吧,那就是在西周初期,我們知道周公制禮作樂,然后這時候中國的禮樂文化走向了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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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樂文化
中華文明的根基與靈魂
王?。?/span>在夏王朝后期發明了,比如說鐘,然后從相當于堯舜時期發明的磬到這兒規范化了,然后一些玉器,原來是工具武器,在這兒形成了特殊的性格,向周圍擴展,這個擴展的幅度,大家都很關心的三星堆,你可以看著明顯的夏商王朝的玉器的影響,然后包括青銅器,殷墟的青銅器在三星堆,在周圍廣闊的區域都發現,所以夏商王朝發明的這些禮樂器,包括玉器,這些禮器向周圍強烈的輻射,這個不是靠軍事實力,不是靠擴張,它是一個先進的文化,一個禮儀制度,對周圍,這方面我中間,有那么一個非常高大上,然后非常(有)儀式感,非常愿意吸收,所以這是一個我們非常有意思的現象,就是文化的軟實力的擴展。
從中可以看出,我們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從八千年前的這個,純粹的響器,到后來逐漸地成為禮器樂器,這樣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可以說還真是而且延續不斷,包括我們的祭炎帝,這些禮儀活動,其實就是我們對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和弘揚的表達方式,通過來增加我們的感召力,通過我們的凝聚力,擴大我們的國際影響力,所以我覺得應該從禮樂文化的繼承和發展的角度來看這些活動。
李幼平:實際上我們后來所說的樂器,它早期是一個響器,這種響器主要是一種氛圍的營造,然后這次發展的過程之中,我們認為就逐步進入到禮器,就剛才講的到夏到商,尤其在西周的時候,它是非常明確,伴隨著禮樂制度的完善,那么一整套的這個器物的東西,九鼎八簋青銅器和我們的編鐘編磬八音之器,就形成了這個具有禮器的功能,我們認為它在響器的基礎之上,進入到禮器之后,開始尤其到東周,進入到西周到東周的時候,它具備了樂器的功能,就是說不僅僅只是一種威嚴(的象征),一種說敬天敬地,同時它也是娛神的同時也開始娛人了,具有這個審美的功能了,也影響了審美,它成為了一種文化的感召力,成為了文化的這樣一種凝聚力、一種向心力的這樣一種表現,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禮樂文明和禮樂文化。
實際上就剛才講了,幾千年的歷史就是一個禮樂不斷地與時俱進,不斷地在完善和發展,而完善與發展的核心是適合當時的社會文化的建設和社會發展的需要,我覺得正是因為這樣,才使我們的禮樂文明,有了前面所說的內在動力,才有了它這樣的凝聚力和這樣一種向心力,那么在我們今天的社會,實際上就是一個和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這么一個歷史時期,在這樣一個歷史時期,我們實際上有一系列的禮儀的活動,可以說傳統禮儀活動、禮樂活動構成了我們今天社會建設的核心和基礎,我們祭炎帝,應該有(祭祀)炎帝的除了禮儀之外,我們應該,再跟傳統來進行這個結合,應該還是有它自己的音樂,祭黃帝,應該有它自己黃帝的(祭祀)音樂,因此,就是說在我們今天,應該把禮和樂有機地(結合),更好地融合在一起,真正的讓禮序乾坤、樂合天地,才能使我們的禮樂文化,在當今的社會,在當今的文化界之中產生活力、產生向前發展(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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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侯乙編鐘
是最具代表性的青銅樂器
王?。?/span>其實通過這個響器,寄托人們對美好的向往,然后通過這個聲音傳遞,這是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一個方式。
李幼平:說到這個話題,我覺得可以從幾個方面來考慮。首先第一點,我們的禮樂制度就是和青銅時代,這樣的一個客觀的物質文明的基礎之上,而形成這個制度既促成了這個時代的產生,這個時代也孕育了這個制度,在青銅時代就代表了或者青銅的冶金鑄造技術代表了當時最先進的社會生產力,或者說是社會的物質文明的這樣一個表達方式,因為在《禮記》上(記載),有九鼎八簋,青銅的禮器,那么樂器上就是編鐘,而這樣的編鐘,到目前為止,仍然最具代表性的還是咱們湖北隨州曾侯乙墓出土的曾侯乙編鐘,所以我是在很多的場合,都跟他們說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因為我覺得隨州,當時的隨棗走廊是屬于中原文化和長江文化很重要的一個交匯地,而這個交匯地,一個是文化的交匯地,第二個是有編鐘青銅文化的這樣一種社會背景和物質條件,所以在曾侯乙這個地方,確確實實產生了一個很了不起的現象,這六十五件編鐘,它不僅僅只是冶金鑄造青銅文化的表率,(還)是無與倫比的文獻檔案,它不僅僅是屬于我們所說的一般的青銅器的記憶,它是物質文明的記憶也是精神文明的記憶,它既是文獻的記憶,還是音響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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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好編鐘故事 弘揚禮樂文化
王清雷:像我們所知道的鋼琴是西樂器之王,那么中國的樂器之王有的說是琵琶,有說是古箏,其實從禮樂文化的角度講,編鐘稱為中國古代樂器之王才是名副其實的。隨州作為炎帝的故鄉,也是世界第八大奇跡曾侯乙編鐘的出土地,我們是不是可以試點在一些中小學組建小型的金石樂隊,它的樂隊配置可以初步設想為金石樂器,有一套編鈕鐘,一套編磬,弦樂器,比方說瑟,吹奏樂器,比方說排簫,笙,還有打擊樂器,可以建鼓,那么再請一些作曲家,創作若干首禮樂作品,在一些重要的場合,比如說我們開學典禮、畢業典禮,或者一些重要的禮賓場合來使用,把它普及到湖北省,然后慢慢普及向全國,讓中國的每一個人能了解中國古代樂器之王編鐘,讓很多人都會敲,我覺得這個對中國文化的傳承是最重要的。
王巍:我覺得就是爭取創造一批好的音樂作品,比較簡單的可以像,清雷教授講的在學校可以普及,這個也不一定普及,最起碼有些特色的學校能夠演奏,然后有一些大型的、內容豐富的、水平高的,可以作為國家或者地方的院團,荊州應該(就)有一個,得要出作品,然后能夠傳送開,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李幼平:如何去弘揚我們的禮樂文化?如何去講好我們的編鐘故事?我覺得應該是立體的、多渠道的。首先第一個,我覺得總體的原則來說還是守正創新, 守正,講清楚它是什么,然后去研究好它是為什么要做這些,然后還有一個情況,我們要評價它怎么樣,因為我們總要說這個編鐘為什么在禮樂文明里頭,禮樂文明跟中華文明的關系是什么,中華文明跟世界文化的關系是什么,就是講它怎么樣,然后一定要落腳到怎么辦?所謂怎么辦,就是在我們今天如何來創造性地轉化、創新地發展它,因此我們要有一批文創產品,要有精品創作,進行表演,除了在中國傳播之外,還要走向國際讓編鐘不僅講好古代的故事,還要講到今天的故事,還要講好全世界的故事,全域開花,展現編鐘文化、禮樂文明在當今社會、在當代中國特色物質(文化)建設中的意義和價值。
來源:隨州日報融媒體中心
編輯:伍雅兮
編審:劉詩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