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華文化的發展史上，2023年6月2日是個里程碑式的日子。習近平總書記在這天舉辦的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強調，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華文明的歷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又突出強調了“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第二個結合”，掀開了新時代文化強國建設和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嶄新篇章。

也正是在這次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高屋建瓴、提綱挈領地總結了中華文明的五個突出特性：突出的連續性、突出的創新性、突出的統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筆者認為，五個突出特性中，“統一性”尤為引人注目。因為這道出了中華文明作為人類四大古國文明之一，唯一文明未斷線、文化未斷層、歷史未斷代的極致獨特和極致自信。這也是中華民族區別于世界任何一個其他民族的最大驕傲。

中國的文明古城文化古城燦若星河，但如果要找一個城市作為代表，來深刻闡釋、生動詮釋中華文明突出的統一性，筆者認為有且只有一個城市，就是湖北隨州。這座位于中華大地南北分界、東西分界坐標系原點區域，外有秦巴山脈與大別山脈環繞，內有桐柏山脈與大洪山脈環抱，黃河文明與長江文明在此交匯，江漢盆地與南陽盆地在此交通的“諾亞方舟”式城市。

為何這么說？筆者認為，密碼就藏在隨州的兩張世界級文化名片中——炎帝神農故里、中國編鐘之鄉。

炎帝神農故里

眾所周知，中華民族的文明主體不是游牧文明，不是海洋文明，而是農耕文明。無論哪種組合的華夏“三皇”先祖中，都有“神農”在列。種五谷嘗百草的神農，即為中華農耕文明的最早起源、最大代表、最高符號。神農故里，就在隨州。誕生在隨州的神農文化，象征著中華民族從原始洪荒中正式邁進了保障生存繁衍的物質文明時代。

曾侯乙編鐘

而隨州出土的禮樂重器曾侯乙編鐘，以及背后可稱之為中華“禮樂特區”的曾隨古國，是軸心時代西周早期禮樂文化最為成熟的“軟件”與青銅時代荊楚早期冶礦資源最為豐富的“硬件”完美結合的存在。禮樂之于隨州，相當于改革開放以來金融之于上海、科技之于深圳、互聯網之于杭州。大量出現在隨州的禮樂編鐘，象征著中華民族從衣食住行的物質文明時代進階到了精神文明時代。

從本質來看，隨州的炎帝神農文化與編鐘禮樂文化并非割裂存在，而是有著深刻內在關聯的。農耕文明的特性，決定了我們的先祖刀耕火種，在相對固定的土地范圍內穩定聚居，也就更注重協調處理好內部關系和自身形象，更有“農耕文明”式的社會管理意識——這就是中華禮樂文化誕生的底層邏輯。相比之下，游牧民族更注重繁衍和力量，海洋民族更注重發現和掠奪。

同時，農耕文明的弊端也因禮樂文化得到彌補，才真正使中華民族在時間軸上一脈相承、一以貫之。農耕文明最大的弊端是“家富而力弱”，謙謙君子，文質彬彬，容易受到周邊野蠻力量的侵犯和掠奪。事實上，中原民族被周邊少數民族入侵的情況，在中國歷史上不少見，甚至很常見。但是，他們在物質上征服了農耕文明的土地財富，卻在精神上被農耕文明的禮樂文化所征服。筆者以為，在時間軸上，農耕催生禮樂，禮樂護佑農耕，兩者有如基因的雙螺旋結構，纏繞交織，相映生輝。

而在空間軸上，中華民族“國土不可分、國家不可亂、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斷”的突出統一性，與隨州兩大名片延伸出的“三道三融”也密切相關：神農所在的遠古時期，隨州以途徑的方城夏道，促成了炎黃融合；到了曾隨古國時期，隨州以錫行金道，促成了北周南楚的南北融合；再到秦漢之后的隋唐宋時期，隨州作為隋朝開國皇帝隋文帝楊堅的“龍興之地”，以隨棗孔道促成了中華民族的融合。

無論時間軸上的統一，還是空間軸上的統一，中華民族既像江河一樣延綿不絕，又像石榴籽一樣緊抱一團的密碼，就在隨州，就在位于中華大地南北與東西坐標系原點區域的這座湖北小城、文化大市。

（作者系策想院院長、江漢大學非遺中心研究員、湖北知名青年策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