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良雄
《習近平文化思想學習綱要》在“關于文化自信”篇章中,將“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的禮樂文明列為中華傳統文化的第一要素。著名學者易中天在武漢大學130周年校慶演講時以標題指出:“中華文明的特質是禮樂。”由此可見,“禮樂”在中華民族文化基因圖譜中占據極為重要的位置。
如果說山東曲阜是儒家禮樂當仁不讓的正統主脈,那么隨州則是中華禮樂文明的源頭之一與重要傳承地——這里誕生的炎帝神農開啟了農耕文明的曙光,出土的曾侯乙編鐘奏響了禮樂史詩的強音,隋唐時期的治理實踐進一步豐富了禮樂內涵——堪稱“中華禮樂特區”。
一、地理區位:禮樂之地
隨州地處中國地理的“天元之地”:南北分界、東西分界坐標系原點區域,外有秦巴山脈與大別山脈環繞,內有桐柏山脈與大洪山脈環抱,黃河文明與長江文明在此交匯,江漢盆地與南陽盆地在此交通,自古風調雨順,物產豐饒。雕龍碑遺址發現的6000年前稻作遺跡,印證了“神農嘗百草,制耒耜”的傳說,揭示了農耕文明在此萌芽的自然條件。
這一地理優勢不僅孕育了神農部族,更推動了文化的交融。隨棗走廊出土的商周青銅器銘文顯示,此地是中原與荊楚文化交匯的樞紐。戰國時期,隨州作為曾國都城,以“漢東之國隨為大”(《左傳·桓公六年》)的記載,成為周王室鎮守南方的戰略支點。其地理位置不僅保障了農耕文明的穩定發展,還通過“金道錫行”的青銅貿易網絡,為禮樂文明提供了物質與精神的雙重支撐。
二、神農部族:禮樂之源
農耕文明對“和”的追求催生了早期的禮樂秩序!堵肥贰ず蠹o三》記載,神農氏“削桐為琴,繩絲為弦”,淅河西花園遺址出土的新石器時代陶塤與骨笛,其音階已具備五聲調式雛形,成為先民“以樂通神”的實證。神農八大功績中,“日中為市”的貿易制度與“刑政不用而治”的社會實踐,均以禮樂為紐帶!栋谆⑼x·號》稱:“神農因天之時,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農作。”這種“天人合一”的理念,奠定了中華禮樂文明的哲學根基。
禮樂的誕生源于農耕社會對協作與秩序的需求。穩定的聚落生活催生了規范人際關系的準則,音樂與儀式成為凝聚群體的核心手段。神農氏通過“琴瑟和鳴”的實踐,將自然時序(如春耕祈雨、秋收酬神)轉化為社會儀式,使禮樂成為維系部落和諧的精神紐帶?脊虐l現的樂器不僅是音樂的載體,更是先民對宇宙秩序認知的物化表達,印證了禮樂文明在此萌芽的歷史必然性。
三、曾侯編鐘:禮樂之盛
1978年,隨州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的65件青銅編鐘震驚世界。這套編鐘總重2567公斤,音域橫跨五個八度,十二律俱全,可旋宮轉調演奏現代樂曲。銘文記載,曾侯乙“用鎮南土”,以編鐘踐行周王室“以樂化夷”的國策?脊艑W家譚維四指出,曾隨古國在楚文化包圍中堅守周禮正統,其“一鐘雙音”技術暗合“禮別異,樂和同”的哲學(《曾侯乙墓發掘報告》)。
編鐘的禮樂功能遠超音樂本身。青銅錯金銘文記錄的樂律體系與《周禮·春官》所述“六律六呂”契合,印證了周代諸侯的“軒懸”制度。曾侯乙墓中配套的編磬、禮器與樂舞場景,完整再現了先秦禮樂儀典的宏大場面。據湖北省博物館統計,曾國貴族墓地共出土編鐘超百件,表明曾國對禮樂制度的系統性傳承。這種以禮樂代征伐的政治智慧,使隨州成為先秦禮樂文明的實證高地。
四、隋唐治理:禮樂之延
隋文帝楊堅任隨州刺史時,以“修明堂,定禮樂,民知廉恥,獄訟衰息”(《隋書·高祖紀》)為治理綱領,憑均田輕賦穩定民生,以禮樂重塑道德秩序。稱帝后,設禮部統攝儀典,修訂《開皇律》推動“禮法合一”,為科舉制奠定基礎。唐代隨州籍宰相劉洎提出“禮樂者,治平之膏粱”,強調禮樂為治國精粹,與隋制一脈相承。隨州作為龍興之地,其經驗通過科舉推向全國,以禮樂經典取士,打破門閥壟斷,使禮樂治理從地方實踐升為國家制度。
春秋時期,隨國賢臣季梁提出“夫民,神之主也”(《左傳·桓公六年》),其民本觀早于儒家近兩百年,成為儒學源頭。唐代《大唐開元禮》系統化五禮制度,將民本精神融入禮法,形成社會行為規范。大洪山慈恩寺出土文物印證雅樂與佛教梵唄的融合,凸顯禮樂在宗教與世俗的滲透。隨州既是隋唐禮樂制度的實踐源頭,又是文化融合的縮影,為盛唐“禮法合一”治理模式提供思想與制度根基。
五、新的時代:禮樂之城
新時代的隨州正以“禮樂之城”為綱,將文明積淀轉化為發展動能。博物館精彩上演編鐘樂舞,擂鼓墩遺址公園將打造華夏禮樂博物館,草甸子街歷史文化街區的“國風集體婚禮”與禮樂主題漢東樓相映生輝,“禮樂之城,文明隨行”引領文明創建工作,禮樂文化藝術周在市民中引發廣泛關注,炎帝故里景區年接待游客超300萬人次,2024年尋根節吸引眾多華人華僑代表觀禮。
據隨州市統計局數據,2024年GDP達1442億元,文旅產業連續五年增速超12%,香菇出口額突破60億元,專用汽車產量占全國15%。依托大洪山、炎帝故里等五大度假區,隨州打造全域旅游新格局,2024年接待旅游人數近3000萬人次,旅游收入近200億。這座兼具歷史底蘊與現代活力的城市,正以禮樂書寫“何以中國”的答卷。
從神農制琴到曾侯鑄鐘,從隋文治郡到今日新城,隨州始終是中華禮樂文明的“活態基因庫”,是當之無愧的“中華禮樂特區”。當編鐘樂舞在聯合國奏響《和平頌》,當隨州文旅與隨州專汽、隨州香菇形成并駕齊驅的產業格局,我們見證的不僅是歷史的復活,更是文化自信引領高質量發展的湖北支點建設要地、中國式現代化樣本。
(作者系湖北知名文化策劃人,策想院院長、江漢大學非遺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