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之彌高 鉆之彌堅
三
外祖父一生讀書、教書，潛心鉆研學問。他從上世紀50年代初至今近50余年，經他編著、選注、校點的中國古典文學書籍達18余種，累計出版近三、四百萬冊，在國內外頗具影響。1956年編選校注的《元人雜劇選》，對其中不易解釋的詞語，方言及少數民族語言作了注釋，被美、英、日和我國一些大學選入中文課本，列為《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之一。1983—1990年與人合著的《元曲釋詞》四冊百余萬字，是迄今解釋元曲詞語的集大成之作。他還曾被首屆海峽兩岸散曲學術研討會（來自海峽兩岸三十多個省、六十個高校與科研單位近百余位專家學者）聘為首席顧問。他還校注編選編著了《醒世恒言》、《關漢卿戲曲選》、《今古奇觀》、《隨園詩話》、《龍舟會雜劇》、《介存齋論詞雜著三種》、《說古道今》、《藝文傳家》、《史記選注》（與數人合作）、《顧學頡文學論集》、《海峽兩岸著名學者——師友錄》等。著名畫家黃苗子稱他：“蒼穹遣著書，青眼無懸榻”。
他后來還寫下了許多古典詩詞，被當代學界稱道。著名文學家學者舒蕪先生看到他著的《坎齋詩詞錄》后這樣評價到：“詩境高古堅美譽（養），詞則不愧重拙大之評，不逐裕好，最為難能”。著名詩人作家屠岸先生說他的“詩作很有功力，詩如其人。有些詩作體現出從善如流，嫉惡如仇的品格”。并稱其書法功底深厚。
七十年代以后，他開始著手對白居易的作品進行研究和考證，他首先從�？比胧郑缓蟀寻拙右兹Ф嗥娢牡膶懽鲿r間和背景逐一弄清楚。他校注出版了《白居易集》、《白居易家譜》、與人合著的《白居易詩選》、撰寫了《白居易世系家族考》、《白居易與永貞革新》、《白居易貶滴江州的前因后果》、《白居易和他的夫人——兼論其青年時期的婚姻問題及與“湘靈”的關系》、《白居易與牛李兩黨的關系考》等；他撰寫的《白居易集編年校證》遺稿，已完成了百余萬字，初稿過半，系中華書局督促出版稿，對此他傾注了大量心血，但終未完稿。在他去逝后的第四天，該稿由陳建根同志借去（含相關書籍和資料若干）自稱續稿，十年過去，該稿至今未見出版。關于這部遺稿，《光明日報》曾在我外祖父去逝前，到他家進行過采訪并發表有一篇《我怕對不起白居易》的文章，就是談到他年老多病，擔心無力完成這部書的事。不久，老人去逝了�，F在看來恐怕對不起白居易的人應當由后學者來承擔這個責任了。河南省拍攝的《白居易》電視連續劇他為歷史顧問，洛陽白居易故居、國際白居易研究中心還被聘為特別顧問。在外祖父生命的最后時刻，他的筆記本中還這樣寫到：“用三年時間，完成《白居易詩傳》，計劃每日寫3000字，全書約30萬字，在2000年前可能出版”。
可惜，這部書他剛擬好寫作提綱就離開了我們，離開了他一生最熱愛的古典文壇，這部書我們是看不到了，從此在中國的文學出版界失去了一位學識淵博，古典功底深厚的學者和教授。我們也失去了一位和藹可親可敬的老人。關于白居易的研究，學界曾有：“北有顧學頡，南有朱祖成”之說，由此可見，他在此領域的研究的確享有很高的聲譽。進入晚年，他還常寫些隨筆性的雜文。1997年，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的《京華學者隨筆——說古道今》。王春瑜教授在該書序言中寫道：“令我特別敬佩的是，顧學頡先生已年邁體衰，但仍以頑強的毅力，堅持寫雜文風格很強的隨筆，抨擊時弊，對社會上的腐敗風氣，深惡痛絕，顯示了傳統學人的憂患意識，這是一個正直學者的靈魂所在�！�1998年10月7日，也就是在他去逝的前一年，《羊城晚報》刊登了一篇外祖父寫的：《有感于總理的震怒》一文，對當時朱镕基總理，在九江視察防洪堤壩時，對那些修筑豆腐渣堤壩的大小官員們憤怒大罵的場景，表示高度贊賞。同時呼吁要嚴懲那些在工程建設中貪污受賄，偷工減料，與國家人民利益與不顧的腐敗官員。并以樹法紀、國威、警戒來者。這篇文章發表后我不知道是否能起多大的作用，但至少可以表明老人關心國家，同情老百姓的那種強烈的心聲和正義感。
我和外祖父的最后一次見面是在北京武警總院601病房（那時，外祖母黎清老人去逝不久），那是1999年5月下旬的一天。我受隨州市名人珍藏館之托來到北京請他支持家鄉珍藏館的籌建工作并請題寫館名，他見我來了很高興，欣然應允并將自己已出版的18種書籍和29幅草、隸、篆、楷書法作品等囑我帶回家鄉入藏（不久，他又為珍藏館落成寄來一篇長達1千多字的賀信）。記得當時，我還把母親托人給他專門織的一件新毛衣和我的一套嶄新工商毛料制服也帶來了，老人對著鏡子穿著試了試高興的說：“很好，很合身”，過了一會兒，他問到我兒子的學習情況，并要他高中畢業后一定要到北京來讀大學，我說會的。第二天下午，他心臟病突發，我們就近把他送到了北京武警總院601病房搶救治療，大約半月后，他的身體得到了康復準備出院時，我才依依不舍地向他告別，老人深情地望著我說：“回去后請代問你的爸爸、媽媽好”！我點了點頭表示一定轉告。我回家鄉隨州不久，有一天下午我接到他老人家打來的長途電話，詢問了珍藏館的建設情況，談到他的《文學論集》，其中對“徐陵的‘律詩’首創人說”談得聲音十分高昂、激動，他說：“這篇文章早年我用鐵證如山、顛撲不破的事實，糾正了舊說，認為“律詩”首創應是徐陵，遲有初唐“四杰”（王、楊、盧、駱），而沈佺期，宋之問獨擅其名，殊覺與事實未符……”他在生命的最后時刻，腦子里還在考慮一些學術問題，他的那種治學嚴謹，態度認真的精神，的確令我們后人折服、敬仰。
1999年9月26日凌晨2點30分，我的外祖父永遠的離開了我們，享年86歲。9月28日上午，我們在八寶山向他遺體最后告別。他的風范，治學精神及學術貢獻遠非我這個孫輩所能及也，這里僅敘述一枝半葉略表對他老人家的懷念之情。
